在1976年上映的著名动画电影《高卢勇士之十二项任务》中，高卢人被凯撒要求完成十二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中一项任务是从政府中获取一些文件。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参观一个名为“让你发疯之地”的办公室。

  在最近的一封公开信中，德国风能协会主席沃尔弗拉姆·阿克塞尔姆（Wolfram Axthelm）就将德国的官僚主义作风比喻为这个“取文件”的任务，对德国如今繁琐的办事程序和堆积成山的文件表达了不满。

  在这封公开信中，阿克塞尔姆谈到了一个典型的案例：德国联邦高速公路有限公司（Autobahn GmbH）规定，运输风力涡轮机大型部件（例如叶片）的货运实体一定要活得高达150余项的许可文件。由于负载尺寸方面的繁琐规则、缺陷多多的软件、频繁的道路施工以及缺乏处理投诉的人员，德国联邦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已经积压了约20000份此类申请。

  一家货物运输公司最近在用卡车将一台涡轮机从不来梅港运至北部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一个地点之后，发现尽管物理距离只有100公里（62英里），但道路限制使实际的路程竟延长了五倍。

  每个国家都有僵化、官僚主义的官场。但德国却在这方面尤为突出，僵化的办事风格和繁冗的程序已经让德国成了与自己内耗的专家。例如，持续多年的高速公路和风车之争，让德国不仅付出经济上的代价，更付出了战略上的代价。

  去年，因俄乌战争德国停止从俄罗斯进口燃料能源，这让该国的企业们爆发了“电力战”，对本国所剩无几的化石能源和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展开了激烈争夺。德国总理朔尔茨表示，德国每天需要建造三到四台新的风力涡轮机才可以做到减排目标，目前德国的电力价格是每天一英镑多一点，这样的价格明显高于俄乌战争爆发之前。

  欧洲能源危机爆发后，德国政府不思考怎么样开源节流，竟然决定封存德国境内最后三座核电站，这对该国的能源消费者和公民的健康百害而无一益。平日里环保不离嘴的德国人，却在停止进口俄罗斯能源后，不得不“暂时启动”燃煤发电厂以满足电力的需求。

  与此同时，德国地方政府犯浑的行为也不少，他们经常扣留新能源企业的太阳能和风能设施安装许可证，或拒绝向一些新能源企业发放在德国北部（风力资源十分充足）和南部（太阳能充足）之间修建输电线路的许可证。众所周知，基础设施是能源行业的第二生命，德国的如此做法，无异于在自杀。

  德国自残的的倾向还远不止如此，在财政领域，德国坚持实“Schuldenbremse”，即“债务制动”规则，该规则禁止德国联邦政府的净借款超过GDP的0.35%，这种操作可能会取悦那些指手画脚，要求减少债务的选民，却令德国政府无法在2012-19年西方整体利率较低的时期借债进行投资。

  其造成的后果是德国政府的财政支出紧张、没钱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使得道路过度拥挤且破坏程度严重。德国国家铁路运营商是欧洲准时程度最差的运营商之一，德国也是欧盟国际宽带互联网普及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财政支出的紧张还迫使德国政府使用“预算外专项资金”来填补新冠疫情救济、国防建设和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等必须支出项目，这进一步加剧了德国财政情况的恶化倾向。

  左支右绌的财政状况，也让德国的外交官和军官们感到无比尴尬。资金不足的德国空军甚至连维持官方的出访机队都难以为继，今年夏天，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博克就曾两次因飞机无法按时接送而滞留在国外机场。

  更令人无语的是，德国每次都喜欢做出一些看似“独立自主”的决定，但往往又会在事后后悔不已。多年来，德国政策制定者毫不关心对北溪2号管道发出警告的声音，这条价值110亿美元的管道有可能使德国陷入对西伯利亚天然气的依赖。北溪2号管道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完工，后来该管道果然被炸毁，德国与俄罗斯基本再无能源合作的空间。

  此外，在今年之前，对中国电子承包商保持警惕的建议，也同样被德国政府所忽视。德国著名新闻周刊《明镜周刊》最近的一篇报道显示，仅更换中国公司华为供应的部件，德国国家铁路系统的成本就可能超过4亿欧元（4.37 亿美元）。

  这种办事风格以微小的方式大大损害了德国的国家利益和地位。曾有两名前德国情报部门负责人抱怨称，过度的监督和政治上的拘谨阻碍了情报收集工作的有效进行。以俄乌战争为例，尽管事先已经有足够的情报证明战争将会爆发，但德国直到最后一刻才相信俄罗斯真的会打乌克兰。缺乏专门的电子窃听技术方法和机构，可能是德国政府如此保守的关键原因。

  德国最高法院最近的一项裁决给予外国人与德国公民同样的保护，以免受德国情报部门的监视，也难怪德国如今仍然依赖盟友获取情报。德国情报部门的前任负责人在《图片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表示，自己的工作是“带着枪口和铁链的无牙看门狗”，对德国情报部门的无所作为甚为不满。

  当然，这一切的原因并不总是德国官僚在犯错，即使有时看起来是他们在犯错，也并不真的是他们的错：就像在其他几个国家一样，政治正确往往能够压倒真正科学、健全的决策。关闭核电站是绿党的“神圣口头禅”，而财政廉洁对于亲商的自由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这是总理朔尔茨先生需要统战、联合的两个重量级政党。除了政党因素之外，朔尔茨先生还必须安抚能够掌控德国命运的“域外势力”。

  与此同时，德国媒体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擅长在茶杯里掀起风暴，犀利的批判言辞给了执政者极大的压力。强烈的焦虑促使政客们通过过度立法和执法来应对，其后果之一正是上文中提到的对数据保护的过度要求和繁琐的文书工作。

  确实，当德国政府搞砸时，他们比大多数政府更努力地试图亡羊补牢。例如，欧洲能源危机爆发后，朔尔茨政府开始大力投资能源、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德国迅速找到了俄罗斯能源的替代来源地，并大力投资氢能等新能源技术。德国甚至已经在计划出台一项官僚机构改革法案，以减少政府工作中的繁文缛节。

  最近，柏林斥资约150亿欧元补贴，吸引英特尔和台积电这两家半导体制造商在前东德地区建厂。这种做法是否明智还有待观察，但除了战略目标之外，该行为的政治逻辑也很明确：地方经济的萎靡不振可能会拉动极右翼——德国选择党（AFD）的选票，该党在德国实力强劲，因而基民盟等现执政者一定会想方设法拉动外来投资，以提振地方经济水平。

  德国选择党以其右翼立场而著称，其无视德国依靠外来移民和欧盟实现经济繁荣的事实，希望削减移民、削弱欧盟、并切断对乌克兰的所有军事援助，甚至有可能邀请俄罗斯军队靠近德国。如果该党上台，德国就会实现第三次极右翼上台的“帽子戏法”，这对整个欧洲的稳定和繁荣将构成巨大的挑战。